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使贡赋由江南富庶之乡得以直接输送京畿重镇，又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央对全国辐射控制能力，至今其南段仍具备重要交通、文化、生态及旅游观光价值。然而，京杭运河所使用河道并非天然形成而属于人工开凿，自然水系对其并无补给，如何保障充足水源供应，使得运河运力得以全然发挥，便成为历代治河的首要难题。而供水之紧缺，又以山东段为甚。供应明清京杭运河山东段所需水源中除地表径流外，又相当程度来源于泉源，故山东段京杭运河亦称泉河。笔者试考察山东自然地理概貌，探讨引泉济运的必要性。
明清山东段京杭运河自然地理概貌
清代《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
明清时期山东段运河大致包括会通河、济州河及卫运河山东部分，沿鲁北及鲁西黄河冲积平原扇面边缘纵向展开，行政区划上大体自今德州至于枣庄台儿庄。该地域主要地势特征为整体起伏和缓，而受黄河长期泛滥改道影响，又形成局部岗、坡、洼相间微地貌。又受鲁中泰沂山脉西支余脉影响，呈现出中间高，南北低地势特征，而其中高点为济宁之南旺水脊，地势高亢，纵比降大不仅导致南旺河段人工蓄水困难，又使得此处缺乏自然河流补给——南旺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余里，无他水，独赖汶。汶水水系及泗水水系为山东段运河主要补给水源，然而依赖地表水补给有较大不确定性，第一，地表径流流量多寡基本取决于大气降水，而山东地区属于典型暖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小且年分配不均匀，夏秋季降水量占全年一半以上。夏秋季，发源于运河东侧泰沂山脉汶水水系诸水进入山麓冲积平原继而汇入运河，骤增水量远超运河承载量，为保障漕运畅通只得将余水就近排入附近民田中，即河员只顾漕而不顾民，滋生大量社会矛盾，而初春江水量分配不足全年百分之十，大量漕船因无水不浮搁浅于运河山东段；第二，与泗水水系有关联二洪，即徐州洪、吕梁洪，其位于黄运交汇处，水量受黄河淤、徙、决等因素变动影响大，明代如黄河正流南循涡、浍、睢等河会淮水，则二洪之水则有耗竭之危，从而影响山东运河南段水量。由于上述诸因素导致水量长期不足或不稳定，自元代大运河全线贯通来，南北漕运量经由运河者年仅约百万石，即终元之世，海运不罢
泉源与山东段京杭大运河
鲁中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石灰岩分布广泛，利于地表水渗透及地下水储蓄，往往于山麓地带喷涌而出形成众多泉源。相较于人类不易直接掌控地表径流，地下径流开采利用较易受管理控制，而泉水又将较于地表水具备流量稳定，数量众多等优点，故而在明清时期作为运河水源获得大量利用。然而，泉水利用并非一劳永逸，泉水水源最终来源仍旧需依赖大气降水，降水量年度与季度波动会使得季节性泉源干涸——诸泉之水必得天雨及时，源流充溢，斯可营漕，对泉源过度开发利用又会导致泉水枯竭，旧泉既涸，则开新泉，因而各县所开发泉源数量及位置名称均处于变化之中；又泉水多沙易淤塞，如至山泉沙迹颇多，汶河每为淤垫，须与大挑之期一并挑濬，使泉流无阻亦一策也。
明清关于运河治理书籍，一般均将济运泉源划分为五派。现仅辑录《河防一览》（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即）中有关此段之内容：今分为五派，新泰、莱芜、泰安、肥城、东平、平阴、汶上、蒙阴之西宁阳之北共九县，泉俱入南旺，分流南北，其功最多，关系最重者是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阳、宁阳以南共四县，泉俱入济宁关系亦大者是为天井派也；邹县、济宁、鱼台、峄县之西曲阜之北共五州县，泉俱入鲁桥巷里又在其次，是鲁桥派也；滕县二泉集昭阳湖入沙河八泉入上沽头，关系亦大者是为沙河派也；又沂水、蒙阴及峄县许池泉俱入邳州徐吕而下黄河经行无藉于此，是为邳州派也。酌其缓急则分水、天井、鲁桥之派属漕河命脉。五派泉源，除邳州派因引黄河水济运而曾暂时废弃外，其余均于六百余载间奔流不息，灌注入运河之中，托载南来北往如梭漕船。明代邵以仁有《泉林》一诗云：有泉出如林，周迂穿山石。混混复潺潺，奔流知许日。昔起圣道源，今足皇家食……在物流配送尚不发达的明清，正是一股股嶙峋石缝间所涌出清泉，将生灵所赖粮米由江南乃至湖广源源输往北京城。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山东省山东境内京杭运河沿省西部纵向分布于黄河冲积扇扇面边缘与泰沂山脉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