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在校大学生历时两年，终于成新泰春节

新泰春节风俗考

梁学成

新泰范兼职副主编

青岛大学文学院16级师范一班

新泰，古称平阳，因处于泰山与新甫山（今称莲花山）之间，故各取首字，号为“新泰”。这里被山带水，是一片美丽而古老的土地。漫漫历史长河中，这篇土地孕育出了包括和圣柳下惠、名相鲍叔牙、乐师师旷、大将羊祜、博士高堂生等在内的众多明贤英彦，其人其行，灿如星河，令人仰止。历代帝王、将相、名士亦多有访谒，前贤所至，翰墨愈繁，其中有《诗经》中吟唱了千年的“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有孔夫子望龟山而兴叹的《龟山操》，亦有蜀汉名相诸葛孔明游历于斯而作的《梁父吟》……文辞之盛，浩如烟海，不可胜记。此外，据传新泰曾为杞国之都，“杞人忧天”的典故也正是由这片土地开始流传的。

今日之新泰，作为一个县级市，已获得了诸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百强县”之类的众多荣誉称号，且本地物产丰富、瓜果殊多，因毗邻孔孟故里，文教昌盛，民风亦极为淳厚朴实。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在新泰这片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村、各镇之间的方言、习俗以至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有着极大的不同。单就方言一项，比如对蝉的称呼，地处新泰东南的汶南镇称之为“胡家聊”[音]或“跌僚龟子”[音]，而地处新泰西南的禹村镇则唤其为“节僚龟子”[音]。限于篇幅，诸如此类不作详谈。但若是聚焦到新年风俗上，新泰各处的具体操作就又要千差万别了。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横向来看，交通越来越发达，地域联系更趋频繁，使得旧有的风俗因地区间的男女通婚和人口迁徙而受到冲击；第二，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旧村落减少，以年俗为代表的传统习俗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消失；第三，人类的思想解放以及惰性心理，使得原来略带有些封建色彩、迷信色彩以及冗杂的习俗操作程序失去了完整的传承或被迫进行修改。

当下，我欲探究新泰正宗的年俗原貌实为难上加难。故虽题为“新泰新年风俗考”，但实际上是仅以我们镇，或者说是以我们村、我们家族现行的一些新年习俗为主要内容进行记录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与其他村镇的年俗进行比照，但终究免不了谬误与缺漏，这还要期待于看到此文的前辈或老乡们加以斧正和增补。若故乡之习俗能得以此文而使人铭记，我亦不胜欢喜荣幸。

除夕之前，我们并不会按照北京儿歌《过了腊八就是年》描述的那样在特定的日子里做特定的事，但是这首儿歌所展现出的人们在新年之前忙碌的场景，在我们这里却也确实是存在的。这就体现在新年前夕“赶年集”的繁忙当中。

“集”，是农村集市的简称；“赶集”，指的便是到农村集市上去购物。新泰农村的集市不像是城市里的商贸市场，商贸市场是天天开张，摊贩们也都有自己的固定摊位，而我们这里的集市则没有那样的规范。这些集市并不是在每个村子里都开展，往往是要选择面积和人口都比较占优势的村子。我家所在的村子覆盖面积较大且人口较多，因而村子里有集。

新泰各村镇的集都是五天一次的，而我们村的集在日期上恰好逢五，是在每月农历的初五、初十、十五、廿十、廿十五、卅举行。有时也会出现农历月末无第三十日的情况，这时会选择在初一举行。但是如果这年是没有腊月三十的，我们的集则会提前到腊月廿九举行，大年初一是绝对没人赶集的。在我们周边离得比较近的几个集，还有“沈家庄集”、“汶南集”和“常路集”，皆是以村名命名的。我们村因为地处嶅山（今名青云山）之南，按照“山南为阳”的说法，叫作“南岙阳”（村北方亦有村名为“北岙阳”，村子较小，无集，口语中常与南岙阳村并称为“岙阳”。），所以我们村子里的集自然称之为“岙阳集”。

新泰农村的集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地址，一般都是村子边上的较大的空地，巧合的是集的周围也一定同时存在着学校，而学校的周围也同时少不了土地庙的存在。商铺们的售卖设施也极为简易，在露天的空地上，搭个架子、铺张袋子，摆上要出售的东西就开张了。其开张时间在一年四季中全是根据人口的流动量而确定，冬天天冷，所以集市一般会较早歇业，但腊月之后的年集则会一直持续到天黑。

临近年关，村民们从事的各种行业大都会较早放假，且冬日里不曾有什么农活，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是赋闲在家；外出劳务人员也尽皆返乡。人口的大量回流使得“年集”一进腊月就变得热闹。且过年时候有储存年货的传统，加之距离的近便和交通工具的升级，一场年集，人们出入家门要来来回回好几趟。但由于赶集人数之众，在集市上步行总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老头们穿着青黑色的中山装，戴着同样青黑的帽子，老奶奶们则裹着各种颜色的旧式围巾，斜挎着篮子，就都上集去。肉、蔬菜、豆腐、春联、鞭炮……什么东西忘记买了，立马再返回到集上去购买。假如路上碰到了熟人，则会彼此就地站住，聊好一会。问问对方买了什么，然后或抱怨物价的飞速增长，或急忙往集市上赶。我认为这应当是农村“熟人社会”的常有现象，即便不是年集也颇多见，胜过城市道路上的寒暄不知多少。

农村的人分散着居住在各个村子里，唯有赶集的时候是可以大量聚集在一起的，很多商家便瞄准了这个巨大的人口流量，于是趁机发布各种宣传单页。村里的人尽管文化水平总体较低，但大都勤俭（新泰方言中称勤俭为“会过”[音]，猜测应是“会过日子”的省略。），别人递到手里的单页向来不愿拒绝，拿回家点着生炉子也觉得是宝贝。农村集市的繁忙，同时也使得包装纸、塑料袋等污染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近年来，由于新泰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工作的开展，集市附近的环境卫生改善很多。

新泰的城区较青岛、济南来说并不繁华，并且很多城里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人，老家也大多是在周边村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往城里挤，但要我说，农村的发展不一定要依靠城市，但城市却是总也离不开农村的。新年之前，城里的商铺大多要准备关门歇业，店主也都忙着早点回村过年。新年期间，无论是城里的商铺还是农村的集市，开张者甚少。我们村农历正月初五也是赶集的日子，但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那一天是极少有人会去做买卖的。

因而，虽然这一天仍是新年期间，但所谓的“年集”，早在上一年的腊月三十或腊月廿九就终结了。

进入腊月，年味也就渐浓了。但腊八（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喝粥的习俗在人们的观念中已不很浓，至于粥的种类和做法更是无人问津，只有稍有所见闻的人才会慕着“腊八粥”的名号自己琢磨着做一碗粥喝。

在我的主观感受中，在腊八这一天，人们始终比较认可的或许是那句关于气温的谚语，即：“腊八腊八，冻死叫花。”每年腊八节前后的气温都会降低，这一点，即便不看天气预报，人们也是确信的。

至于年前打扫屋子的习惯，尽管现在大都住上了干净卫生的房子，尚有一些人家会格外重视这个年前扫屋子的习俗。但是至于到底是选择在哪一天进行打扫，则很少有人强调了。在我周围，集中在这一天前后打扫房子的人家大致还有以下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他们家住的是瓦屋，也就是那种用三角形房梁撑起一溜屋脊（俗称“起脊”[音]）的房子。这种房子的房顶瓦下面是和着泥巴的草席子（俗称“草衫子”[音]），时间久了难免会往下面掉土，更何况还有麻雀喜欢在屋檐下做巢，掉脏东西、长蜘蛛网的概率特别高，所以他们会在年前这几天集中对房子进行打扫。第二种人家，一般平时不很注意保持卫生，也就是方言中称之为比较“噫外”[音]的人家，他们可能一年到头忙于生计、疲于奔波，并不注意保持家里的卫生，临近年关，再拖沓的人家，也会在这段时间将家里好好收拾一番。第三种就是那种特别恪守传统的老人了，他们或许仍然住在瓦屋里或者是泥胚草房子（把泥夯实成砖，砌成墙，用麦秆作房顶。很多瓦屋原先都是麦秆的房顶，而今草屋顶在村子里已极为罕见，但泥胚墙体还较多存在）里，他们或许也不很注意保持卫生，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这类人家多半是六十岁以上的，也大多已是有人喊爷爷奶奶的了。对于这类人家来说，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日期的选择。

目前相对比较重视的还有农历腊月廿三，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年”。这一天虽然没有除夕隆重，但这也是个全家吃团圆饭的日子。在我们当地，如果这一天到亲戚家里去做客，是不太礼貌的。

或许是受限于文化水平，我们这里对于神话传说之类的具有文学性质的东西历来记忆不深、不准乃至是完全没有，但是传说都是相似的，我们也认为这天就是灶王爷升天向玉帝汇报家人善恶的日子。我们这里的方言称呼灶王爷为“臧姑老爷”[音]，每年除夕贴对联的时候都会在厨房等安放锅灶的屋子里贴上一张画有灶王爷和二十四节气的画。

除此之外，早些年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我记得她的屋子里还会贴一张画有天地全神的画，这画与灶王爷的画类似，不同的是那一张上面没有二十四节气，写的是《心经》的开头几句，中间则是一群标有名字的神仙头像。到如今，奶奶过世已是第十个年头了，那种画虽然仍有人出售，但是家里却再无人供奉，我也再难知道那代表的到底是何种信仰。

通过现有的一些迹象，我大概可以猜测得出，我们早些时候在小年这一天是有吃灶糖的习俗的，但是现在已不盛行了。至于如何供奉灶王爷，现在也具有极大地随意性，有的人家可能会像传统那样购买糖瓜和灶糖进行供奉；有的人家会炒上几样菜品，有的人家则只会端上三碟水果。但是相同的是都要分别满上三碗茶和三盅酒，摆上三双筷子，最后还要在香炉里抓上一把麦子（也有在香炉里放沙子的），点上一炷香，放在灶王像前供奉着。

等到晚上再包些水饺（方言统称为“包子”），煮好了盛上一碗端到灶神像前供奉着。方言称端上的水饺为“供养包子”，一般在象征着送神仙升天的时候，都要端上一碗供养包子。供养包子的数量一般为单数，意为双数之后“有余”，意图连年有余。当然也有的人家会数好九个饺子三个一伙放在三个茶碗里，在“连年有余”的基础上再加上个“长长久久”的寓意。

此外，还要“浇奠”（“浇奠”一词在新泰方言中的实际发音类似于[jiǎotiǎn]，“浇奠”二字是我看旁人如此写作，感觉较为符合这一系列行为的内涵，故采用之。）一下。所谓“浇奠”就是把桌子上供奉的茶水、美酒以及供养包子碗里的汤水倒一点在地上，表示神灵可以喝到。在我的印象中，曾经在《礼记》等记载古老礼仪活动的书中见到过类似的祭祀仪式，并且，我甚至也可以由此猜测，再上溯若干年，浇奠的频率和次数也一定是有具体的规定的。而今却实在是看不到了严格的程式或条文，看到的只是充满着随意性而又是发自内心的虔诚或寄托。

恭送灶王爷的最后步骤就是把灶神像完整地从墙上撕下来，放到几叠纸钱里在庭院里烧了去。同时嘴里要念叨几句“……感谢‘臧姑老爷’的保佑，您上天言好事，我们下界保平安……”或者是说一些譬如“您保佑俺的孩子考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祈求吉祥的话。这些念叨在我们方言中称作“原委”[音]，一般在给神灵烧纸的时候都要“原委原委”。纸钱烧尽，最后放一挂鞭炮，全家人跪地上磕三个头，就算是送灶王爷上天了。上述的这些操作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三这天晚上进行的，但近年来小年夜的鞭炮声总是越来越珍稀，排除了政府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性因素外，不能不归因于越来越多的人都转而将这套程式推迟到了除夕夜进行。

贴对联在我们这也叫做“贴对子”，一般都会在除夕早上十二点之前贴完，区分上下联都讲究个仄起平收，其中的贴法都是一样的，此处便不再赘述了。

但我们这里有守孝的说法，凡是新丧父母者，父母去世后的第一个新年是不能贴对联的，同时也不能到别人家去拜年，但是同一父母的亲兄弟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子。稍微有点学问的，懂得“守孝三年”，那便三年内都不贴对子。但这里的守孝单指儿子为父母守孝，女子父母去世，女儿虽也守孝，但女婿无需守孝，女婿家新年也是可以贴对联的，只是做女儿的新年也不可外出拜年。或许是因为“女嫁随夫”的缘故，男子的媳妇却是要为自己的公婆守孝的。

我们当地还有在父母死后“换服”的说法。父母死后举行仪式（俗称“出丧”）时，儿女要穿孝服，因此父母大丧，儿女有“吃服”和“在大服里”之说，皆为守孝之意。其中“服”字或许也可作“福”讲，是认为父母身虽死，但其福气还会留给自己的子女。

而换服就是指不再穿孝服，意喻不再为父母守孝。一般都是守孝三年，若是家里遇到了新人结婚之类的喜事（地方称之为“红公事”，称死人出殡为“白公事”），才会换服。所以有的人家在父母死后如果已经换服，新年时也会贴上对联。

我们过年除了贴对联之外，其实还要在每扇门上贴上“萝卜签子”（方言，音[luobèiqiánzi]。印象当中，此物或许也叫“门签子”）。这种萝卜签子像小门帘子一样，很类似窗花，过去也都是老人用剪子自己剪出来的，但是要贴在每扇门的门楣上，并不贴在窗户上。每扇门上五个，颜色各不相同，每一个上面各自剪出不同的繁体字，连起来就是“福禄祯祥财”。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再加上审美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喜欢贴那种剪出来的薄薄的萝卜签子，转而购买机器刻印的又大又厚的萝卜签子。所以萝卜签子的色彩更加丰富，上面的字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市场上一般有“财源滚滚来”“恭喜大发财”和“家和万事兴”几种，但是原先蕴含的传统剪纸的韵味则所剩无几了。

除了萝卜签子之外，诸如门神、年画、窗花以及日历和挂历之类的，在我们当地则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和讲究，人们也大多只是追求美观而已。

我们这里有供奉家堂的习俗。“家堂”是我们对祖先灵位的一种称呼，供奉家堂自然就是指供奉自己的祖先。在我们这，凡是与祭祀神灵有关的活动一般都叫作“供养”，但在新年当中，人们口语中的“供养”则专指供奉家堂。

因为身处农村，凡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一般都与供奉神灵密不可分。这里有买了新车敬车神、盖了新房敬宅神以及农历腊月初一专门祭祀路神（俗称“大路斋”）等一系列的习俗。这一系列的活动究竟是属于信仰还是迷信，我对此一直混沌不清。老人们常对我说的是，“这都是老辈传下来的东西，该办的就得办”，作为晚辈，我也觉得应当承袭祖宗之法，我认为这应当是属于一种信仰；但另一方面，也总有人说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我也颇同意他们的观点，单就祭祀的对象来看，也总会有个厚此薄彼，比如说从事厨师行业的人总会格外敬重灶王爷的祭祀，做货车司机的也总不会忘记大路斋的讲究——人们与神灵的接触也多多少少浸透着些现实性的功利。

但是不管怎样，在众多的神灵当中，人们最尊敬的还是自家的神，也就是家族中过去一段时间里死去的亲人的魂魄。这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心理的遗存，但对于祭祀祖先的重视，我更加愿意称之为是一种认祖归宗式的信仰以及是对孝道的传承。

死去的先人们会在新年当中受到最崇高的尊敬——被亲人请回家过年。等新年过后，为了祭奠他们而比较重视的日子还有寒食（清明）、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农历十月一（有人称此日为“寒衣节”，但在口语中，人们一般就称之为“十月一给老人上坟”，而阳历的十月一日则以国庆节区分。另，新泰农村还是较多地采用阴历纪年，婚丧嫁娶所说的日子俱为阴历。例如元旦，农村一般称之为“阳历年”。）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除了祭日之外还需要上坟的日子。不给先人上坟是人们所不允许的，以略为迷信的说法为例，传说如果不给先人上坟，其鬼魂就会找上家族里那些“八字软”（人生有生辰八字，命硬之说亦来源于此）的亲人，去折腾他们，问他们为什么给自己的钱那么少等等。

此外，像元宵节、鬼节这两个日子在我们这里也要把亲人的魂魄请到家里进行祭奠，只是规格会比新年低一些。把鬼魂请到家中进行祭奠在我们方言中叫做“请家堂”，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还有“送家堂”。

这些节日的庆祝虽不至于劳民伤财，却也都不可否认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封建等级观念。但其传承与庆祝的目的却是在于缅怀先祖、追忆前贤、团结宗族、继承孝道，并且祈求家族的人丁兴旺和后世子孙的太平昌乐。这些具体就表现在其中暗含的规章制度，也就是传统的宗法分封制度。单说新年请家堂，它就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供奉的人必须是家中的男性嫡长子。

就比如我们家族，单说从我的亲爷爷开始的这一支系，早年爷爷在时，过年是要在爷爷家摆家堂的，后来爷爷去世，奶奶虽然还健在，过年时候家堂却摆在了大爷（我们这里称呼比父亲年纪大的兄弟为大爷，然后再冠以排行。例如奶奶有四个儿子，父亲排第三，所以我有大爷、二大爷和四叔）家。其余弟兄三个则只需要买一打纸钱在大年三十晚上送到大爷家里，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尊敬。当然，奶奶健在时，家堂也还是可以摆在奶奶的老宅子里的，只是当时大爷考虑到奶奶行动不方便所以才接到自己家里的。需要说明的是大爷从爷爷家接过去的家堂，在先人的称呼以及数量上发生了改变，这一点我在下文再作详细介绍。

后来奶奶去世，过年摆家堂的事照旧还是在大爷家。后来二大爷去世，二大爷家里的男孩，也就是我的堂哥（新泰方言中称呼哥就叫“哥”，但是称呼弟弟则叫作“兄弟”[发音类似于“兄lǐ”]）在过年的时候也摆起了家堂。依次往下推，待到若干年后我的堂哥去世，他们家里的男孩，也就是我的侄子过年也要摆家堂祭奠他的先祖。而他们家的女儿（我的侄女）则无需过问摆不摆家堂这些事情。

我们一般在除夕下午请家堂。请家堂之前，家里首先要将一切陈设准备就绪。一般都是在堂屋里供奉家堂，先要在八仙桌子（方言中常用“家堂桌子”指代“摆家堂”）两边放两张太师椅，再在桌子顶着的北墙上挂一张画轴，我们称之为“轴子”（方言中发音类似于[zhūzī]）。其中有黑白画和彩色画两种类型，内容一般都是在中间画着古代的家族祠堂建筑，建筑里面是一排一排的空牌位。两边是一对用繁体字书写的“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楹联，横批是“千秋功德”。这张画我爷爷供奉时用的还是直接画在纸上的，两边的对联也都是单独悬挂的。到我父亲供奉时就已经升级为布的了，对联也都印在了一起。

轴子悬挂之后，要在八仙桌子上摆上我们称之为“供养子”的供奉菜品。供养子一般需要七样或九样（祭祀用的菜品数量俱为奇数，例如先人忌日、供奉天地、供奉灶神就要准备三样菜，供奉家堂较为尊重因而更多；而招待客人则要偶数，至少要四样菜。），基本上是鸡、鱼、方肉、豆腐、猪耳朵、猪肝、猪肚（又称“小牛”）、芹菜炒肉、肉丸子。

其中的鸡最好是鸡冠子特别大的公鸡，而且还要在宰杀之后再经过加工，我们称这种加工过程为“盘鸡”，就是把鸡的一对翅膀交叉从鸡的下颌塞到嘴里，分别从鸡嘴另一边露出两个鸡翅的前端，两根鸡爪子也要反关节扭曲盘在鸡背上，然后用红绳固定起来，盘坐在盘子里，显得非常方正。盘好的鸡供奉时要摆在第一排菜品的中间，这是每年供奉时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

第二道菜，鱼，首先需要用两个圆形的红纸贴住鱼眼，然后用刀削一块白菜立在盘子中间，再把鱼环绕在上面，鱼头朝前摆在桌上。至于方肉这道菜，只需要用刀把一块带着皮的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方块状摆到盘子中央就好。豆腐的做法和方肉一样，就是切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摆在盘子里。用来供养的猪耳朵就是把两片猪耳朵背倚着放在盘子里，猪肝就是一块猪肝整个地立在盘子里。

猪肚稍微麻烦一些，就是一整个猪肚盖在盘子里，捏出牛头形状，再用两个蒜苗尖插在上面当作牛的两个犄角。至于芹菜炒肉，就是把芹菜和猪肉炒成一盘。最后一道肉丸子，则是每年都要在除夕当天用鲜猪肉陷油炸出来的。所有这些菜做出来后，最后还要再在每道菜上放一棵菜根完整的菠菜，叫作“见青”，同时也是为了寓意家族未来人丁兴旺，生生不息。

以上是主要的供养子，鸡、鱼等菜品其实是无需做熟的。除此之外，在菜品后面还要摆上几种不同的水果。橙子、苹果等等都可以，两边分别四个，第四个摞在其他三个上面，远处看去大致呈“品”字形。

此外，普遍有买两棵生菜摆在两边进行供奉的，因为生菜与“生财”谐音。同时也出现了购买火龙果进行供奉的，寓意红红火火，同样是寄寓了美好的愿望。但最早都是蒸两个花馍馍摆在后面的。花馍馍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个长条形的面块分别卷上一个个红枣，在反扣的碗底上互相粘合，最后弄出来就是一朵盛开的花的形状。做法大致如此，详细而又正宗的做法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我认为做花馍馍也应属于一门手艺，现在会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而且大多是些白发苍苍、行动不便的老人。现实中，像做花馍馍这样众多的微不足道的技艺，也正是因为它的不起眼而在悄无声息中随着老人们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埋到了土里。而我们也总是要等到这些技艺变得稀少了、绝迹了才懂得去珍惜和怀念，这其实是这世上最愚蠢的逻辑。

摆家堂的最后步骤就是在家堂桌子最前面放置上三个茶碗和三个盅子，分别满上茶水和美酒。再在中间放上一个盛满了小麦的香炉。

所有的这些准备齐当后，就要把“家堂折子”放到桌子后面，倚立在墙上。“家堂折子”在方言中叫作“折子”（音zhězi），呈屏风状，在空白处填写祖先的姓名。格式如此：先考（或对其他辈分的称谓）讳XX妣X氏之位。比如我的父亲要供奉我的爷爷奶奶，就用繁体字写：先考讳化勤妣韩氏之位。其中“讳”和“妣”两个字要稍有错位，余下的字一条直线写下来。这就可以看出，这里面是带有避讳制度的，而且女人是不记录名字的。

以上是单个牌位的写法，但是一张家堂折子要供奉高祖父往下的五代人，即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自己死去的兄弟。在向家堂折子上填写姓名的时候，就要根据辈分安排位置。由于自古就有尚左贬右的习惯，所以从中间分开，中间为最大，统一书写“三代宗亲”（“三代”所指为何，此处存疑。但我猜测“三代”为虚指，代指高祖父一代再向上的宗族内的许多代祖先）的牌位。以此为中心，左边的比右边的辈分高。所以就按辈分别把已经去世了的五代人一左一右依次填写在家堂折子上。但是如果有晚辈早先去世，却不能把他的名字写在家堂折子上，否则就会被人笑话是“倒孝”。

为了防止错误，一些自认为文化水平低或者是写字不好看的人会特意去找寻村里的退休老教师来帮忙抄写。前面我提到的，大爷从奶奶家接过来的家堂，在先人的数量以及称呼上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爷爷去世，他老人家变成了大爷家供奉的“先考”（指父亲），而爷爷供奉时折子上的“先考”，在大爷家就变成了“祖父”；而爷爷当时供奉的“高祖父”，到大爷供奉时就被归到了“三代宗亲”的范围里，大爷供奉的“高祖父”其实就是爷爷供奉时的“曾祖父”。简而言之，父子相传后，折子上的人名在写称呼时都上长了一辈。

现在的家堂折子，一般在年集上都有卖的，选用的纸张和做工都很好。但是由于上面的辈分都是以供奉者的身份称呼的，一旦供奉者去世或者是某个长辈亡故，就需要写一个新的家堂折子，原本使用的家堂折子要在送家堂的时候烧掉（俗称“送走”）。需要注意的是，亲人去世的第一个新年，名字是不能写到家堂折子上的，要单独为其在旁边立一个牌位。

摆家堂时，家堂折子放好之后，还要在折子每一个凹进去的折痕处立上一双筷子。之后还要用纸钱叠成牌位形状，然后将家堂折子上的人名一一抄录下来，同样按照辈分高低摆在家堂折子前面。

上千年来，这种制度一直都是一个家族传递香火的具体而重要的表现。尽管这里面渗透着十足的传统宗族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但是在一些恪守传统的人看来，规矩都是死的，从不问出处，自己只能是照例遵守。

另一方面，这种古老、传统而又封建守旧的制度同时也在遭受到着各种因素的冲击与挑战。这里不仅仅有年轻一代的忽视和抛弃，还有来自各种宗教的冲击。就比如，我们这儿，凡是信仰了基督教的（口语中称之为“信耶稣”），便都不再过问磕头跪拜之类的事情，像过年摆家堂这类的事情更是万万不能再搞的。当然，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这也无可厚非。

除夕傍晚，一切准备就绪后，就要开始请家堂了。早些时候，请家堂是要拿着菜、香和纸钱到祖宗的坟前去请的，很是麻烦。现在一般都是手持纸钱和若干炷香在自家门口进行邀请。一般都是先在家门口烧一点纸钱，然后把香点着拿在手里，嘴里反复念叨，“……老爷、奶奶、大爷、爷娘（“爷娘”是我父母一代对爸妈的称呼，更早时候新泰人还称呼父亲为“达达”[音]，“爸妈”的称呼是从我这一代才如此称呼的）……以及三代宗亲，家来（方言，指“到家里去”。此句是父亲请家堂时说的话）过年吧”，等到香燃烧完的第一柱香灰掉到地上（俗称“打了香灰”），这就说明祖先们都到家了，就再持香走到堂屋，在家堂桌子上的香炉里插上三炷香。然后再在每个门前插上一炷香，最后放一挂爆仗，再在进门处放上一根木棍，以求把祖先们拦在家里进行供奉（也有说是防止其他鬼魂误入的，但以第一种说法为多）。这样，请家堂的工作算是完成。

为了方便在门前插香，会有专门的器具悬挂在门口，我们称之为“香篓子”[音lóu]，老人们一般都是自己用泥巴捏一个，现在集市上也有制作成鱼形状的陶俑卖的，但无论什么形状，上面都有用于插香的孔。当然也有不用这个器具，直接捧一把土把香堆在门口的。

请到家堂之后，一般还要浇奠几次。现在家里的地面大都是贴了地板砖的，不容易吸水，所以一般供养的人家都会提前在家堂桌子前面倒上一列沙子，浇奠的时候就往沙子上倒。

浇奠一遍就准备开始打纸钱了。纸钱在我们方言中被称为“火纸”，过年用的不是那种用于抛洒的铜钱状的纸钱，也不是那种人民币似的“假钱”，而是用木屑制作的那种一面粗糙一面略光滑的黄纸，燃烧到最后还有一点一点的火星，灰烬也很轻很薄。

打纸钱的一般都是家里的成年的男性，纸钱一般都是自家的以及其他兄弟送来的，这个上文已经提到了。过去的打纸钱，就是把一个底部雕有铜钱形状的圆柱形木棍放在那厚厚的一摞纸钱上，再用一个锤头状的木质器具敲打木棍，在纸钱上留下一排排的铜钱印。这套工具我们称之为“纸窝子”（音[wó]，一说“纸勺[音fó]子”）。现在这套工具已经很少见了，于是也有用一张百元大钞在纸钱上比划的。

接下来就是把纸钱“花开”（方言，接近发huà音，原字无从考证，因为摆弄后的纸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我个人认为用“花开”二字较为恰当）。花开纸钱的方法就是两双手的大拇指朝上，余下的四个手指平摊在纸钱的中央，双手配合着呈逆时针方向用力旋转。这样就可以让整摞的纸钱在摩擦力的带动下发生错位移动，上下两张纸钱的四角得以错开。

我们这里的纸钱按照一定的数量分为一个单位，方言中称之为“刀”。每一刀纸中间都会用一张不同颜色的纸隔开，方言中称之为“隔子”（音[geǐzi]）。我们打纸钱的时候并不把隔子分出来，待花开纸钱后，我们才会根据隔子把每一刀纸钱单独折叠起来，隔子自然也就会被抽出扔掉。

最后要把花开的纸钱放到家堂桌子的下面，通常每年除夕花开的纸钱都会特别多。事实上，不仅仅是只有除夕这天才会打纸钱，每次烧纸钱之前，都是要打纸钱的。

除夕当天除了供奉祖先之外，还要在庭院中央摆一个桌子，供奉天地全神。就跟供奉家堂一样，用纸钱叠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全神之位”。然后用刀削一个萝卜做底座，并排着插上两根筷子，使得牌位能够支撑在桌子上。有干厨师行业的人家，比较敬重灶神，会单独再供奉一个灶神的牌位；也有很多人认为“天地全神”事实上就包括了灶神，便不再另立牌位。

但是，同一家的子女，若是儿子已然成家，有自己的院落，虽然在父母家里过年，但是除了要在父母家中供奉全神之外，也要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因为我们这里有在儿子结婚后父子分家的习惯，并且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家门户一家天”。

供奉全神除了要倒上三杯茶，满上三盅酒之外，也需要准备“供养子”，但都是很简单地准备三样菜，一般是丸子、鸡蛋饼和芹菜炒肉，每道菜上也需要盖上一根洗净了的菜根完整的香菜。准备齐全后，请家堂时，也要在全神牌位前的香炉里点上一炷香。

如此一切准备齐全后，就要开始张罗年夜饭了。我们这里对年夜饭没有什么讲究，各家都有自己的习惯。倒是历来都有“熬五更”（“更”字取[jīng]音）的习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除夕守岁。但是传统意义上的五更天也被称为寅时，大约在现在的凌晨四到五点，现在一般都不会熬到那么晚，熬到零点，或者是看完春晚也就睡觉了。

听家里的老人们说，过去熬五更之所以说是“熬”，除了作“熬夜”讲之外，还有“煎熬”的意思，这是因为过去村子里的房子都是用麦秆做的房顶，过年烧纸放鞭炮之类的很容易会点着房子。所以那时候的老人都是坐在院子里照望着。当然现在的房顶早已替换成了红瓦或水泥平顶，人们燃放烟花爆竹也越来越注重安全了，所以现在就很少有人还在院子里熬五更，而是更加乐意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精彩的春晚或者是抱着手机愉快地抢红包了。

除夕守岁熬到半夜十一点左右（时间不准确，有的人家是零时以后），就要准备开始下水饺吃了。此时吃的水饺一定是素馅的，一般用芫荽（气味芬芳，也称作“香菜”）做陷，为的是谋求家庭的肃静与和睦。此时，同样要给家堂桌子和全神端上一碗作为“供养包子”。

当然也有人家会在某个水饺里包上硬币，预设吃到的人会格外吉祥。全家吃完素馅饺子之后，就准备开始“发钱粮”了。“发钱粮”实际上是方言的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要给四周的神明和路过的的孤魂野鬼一点纸钱和粮食。

发钱粮时，一般是先在庭院中间、水井旁边、厨房门口以及大门外边烧些纸钱，意思是给宅神、井龙、灶神和路过的孤魂野鬼一些钱花。然后就是在全神桌子前面烧纸，如果家里有元宝（很多张纸糊在一起的大元宝，蕴含着剪纸艺术，并非是一张纸折叠出来的那种元宝）的话则会提前拿出几对元宝围成一朵花状，中间堆满纸钱。焚烧时，要把全神的牌位取下放在火中，同时嘴里还要像小年时那样“原委原委”。

发钱粮时，纸钱燃尽后，放一挂鞭炮，然后全家人再跪着磕仨头，就表示已经发完钱粮。当然也有在发完钱粮后梳一下头发以求新的一年焕然一新的说法。这种说法现在流传不广，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总归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祝愿。

此外，如果附近有庙宇、桥梁、山峰之类的，在发钱粮之前还要拿着一定数量的纸钱前去祭拜。

此外，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我大年初一去我的大老爷（我爷爷的大哥，爷爷排行第二）家拜年时，在他家的院子（俗称“天井”）里往往会用一个席子（秸秆编的，方言称作“铺[音pú]席子”）把全神的牌位围起来。也就是说，他当时并没有在发钱粮时把全神牌位烧掉，我猜测，他应该是会在年初二下午送家堂时才会把牌位烧掉。依然是遗憾万分，而今，大老爷也早已去世多年，再难见这样的操作，更难知其中的寓意……

但是不管过年祭祀的方式是否做得周全、正确，人们总是喜欢使用一句“心到神知”来安慰自己，意思就是说，只要虔诚供奉，神仙自然可以知晓并给予庇佑。接受了多年的学校教育，我本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在请家堂、发钱粮等一系列的祭祀过程中，我会时常动摇，总也会不自觉地去考虑祖先的灵魂是否真得存在着，又或者是否是真得被请到了家里。从而也便会在不自觉间产生了敬畏之心。但我却总认为这是极好的，人也只有是因为有了敬畏，从而才可以省去诸多的作恶之心。

新年都讲究辞旧迎新，大年初一这天，大家都会穿上新买的衣裳。家里供养的都会先给家堂桌子磕仨头，而后是给自己的爹妈磕一个头。之后早饭吃过一顿肉馅饺子，就准备开始出去串门子拜年了。新年当中的这种串门子拜年其实是一种繁琐的人情走动，也是讲究礼尚往来的——你到我家拜年我也需要到你家拜年。至于压岁钱，主要还是取决于两家的关系，但一般都是老人主动给晚辈的，万万没有小孩主动索要压岁钱的道理。

我们这里的串门子拜年，要一直持续到年初二上午。年初一去别人家拜年的一般都是年轻人或者是家里不摆家堂的，老人们则需要留在家里迎接别人来自己家里拜年，等到年初二，他们才会外出拜年。拜年顺序一般都是先去自家，特别是要去家里摆了家堂的，之后才会去外姓、邻里、朋友家拜年。早先根据宗法制度区别宗族、支系进行拜年的讲究则日渐淡化。

在我们这里，抱拳作揖的礼仪并不时兴，对于一个家族特别是五服（同一高祖往下的四代）之内的长辈都还是行跪拜礼（即“磕头”）的。到长辈家里拜年，如果供奉了家堂就先给家堂磕三个头，之后就给长辈磕一个头，嘴里还总要嚷一声“大爷（或其他称谓），给（方言中发[ji]音）您磕个头哈”。

这里有一个数量的要求，我们这里对神灵都讲究个数字“三”，守孝要三年，供奉时茶碗盅子都是三个，上坟时用三双筷子，甚至点香都是三炷香。所以新年当中给家堂之类的神灵磕头要磕三个，给长辈只磕一个即可。

隶属于新泰的羊流镇等其他乡镇至今还保存着较为传统的新年风俗，据说是要求男女分伙结队到亲人家拜年，并且磕头时候也要一大伙人按辈分年龄排好顺序再磕。但是在我们附近磕头时候并不很讲究位置，一个家族的人结伴拜年还是比较普遍的。假如有人来自己家给家堂桌子磕头，出于礼貌，主人或许会礼让一句“不用磕了，来了就是头”，但是一般都是应该陪着人家给家堂桌子磕头的，要是仅仅是来人自己磕头就稍显失礼了。

磕完头之后，还要坐在家里陪主人聊会天。主人会遵循旧有的待客之道，或泡上一壶茶，或端出几碟瓜子和糖果。无论主客过去一年因为家务事闹过何种矛盾，或是有过多大分歧，此刻都会满脸笑颜，促膝长谈。问问彼此过去一年的情况，聊聊未来一年的打算。至于那过去了的恩怨纷争，此后都将烟消云散，因为在传统宗族观念里，唯有亲情是至高无上的。

一直以来有一种相当迷信的说法，就是说大年初一的行为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一整年，所以大年初一的行为格外受到限制，有着诸多的禁忌。

首先，我们当地一直有“出了门的闺女不见家堂桌子”和“没过门的媳妇不能见家堂桌子”两句老话。这是因为老规矩认为，出了嫁的女儿应该随夫姓，就不再是自家的人了；而没出嫁的女儿却还是自家的儿孙，不能过早地去见婆家的祖先。但是现在这些老规矩已经被很多人打破了，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些“老封建”的束缚，转而更加重视亲情，新年当中女婿领着孩子在姥姥家过年的也已经比比皆是。与之相对的，“没过门的媳妇不能见家堂桌子”的说法则在更早就被人们打破了。这里说的没过门的媳妇与法律上的是否已经登记领证无关，而是指是否举行过婚礼。但是近年来随着思想的更加开放，刚开始谈恋爱就领回家过年的更是数不胜数。

其次关于供奉家堂的一大禁忌是，家堂桌子两旁的太师椅上不能坐人，合理的解释就是说那是让给祖先坐着享用贡品的。此外，新年当中供奉的东西也是不可以随意乱动的。

再者，与过去汉民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点相悖的是，我们有“过年不留陈头”的说法。意思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家中父母健在的男子要修剪一下头发。同时，还有“正月里剃头没舅舅”的说法，意思是说外甥在农历正月剪头发，舅舅就会去世。这种说法实际上起源于清初，是汉民对满清政府剃发令的一种反抗，后经讹传才多了个“没舅舅”的说法。

到了大年初一，还有“不动剪子不动针”的禁忌，据说是提防家里有属相是龙的，害怕针会戳到龙的眼睛，剪子伤到龙的身体；同时也不允许扫地和倒垃圾，如果非要扫地的话要从外往内扫，寓意不使福气和财富外漏散失；假如打碎了东西要说一句“碎碎平安”，很明显是取“岁岁平安”的谐音，谋一个好兆头；此外还忌讳洗衣服和向外泼水，同样是防止财富的外泄和流失。

饮食方面，新泰地区历来有“初一饺子初二面”的说法，初一早上吃饺子倒是相当普遍。至于初二吃面，以及吃什么面，我个人还知之甚少。

现在这些新年禁忌已日渐被人们归结为封建和迷信，越发得不引人重视。但是从心理学上讲，它们总归是体现了过去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规划与向往，我认为这是很值得理解和尊重的。

过年家里供养的，除了请家堂，还要送家堂。别的地方有在除夕当天请了接着送的，也有除夕请了初一就送的，有的干脆就不请家堂而是在除夕去墓地上坟（我们这里也有这种做法。近年来，部分村子提倡移风易俗，禁止村民请家堂，而是统一去上坟。），我们当地一般都是在大年初二下午大约三四点时候才会送家堂。送家堂的地方是全家族人共同约定并固定不变的，一般都是比较空阔的闲置场地，但也有些同姓人口较少的人家，会在自家门口送。

临送家堂之前，照例要端上一碗供养包子，简单浇奠浇奠。之后，要把先前叠好的牌位取下，分别取几张冥衣（一种很薄很黄，画有祠堂和古代衣服的纸，意喻阴间的衣服）包裹起来，再各自夹在几刀已经打好的纸钱中间。当然还要再拿上香和鞭炮（现在也有买成箱的烟花放的），一块放到簸萁里。同时准备好一小桶水，联系家族里的特别是家里也供养的亲人，一同赶往送家堂的地方。

临行前，要晃晃家堂桌子，示意祖先要离席升天了。之后，把横在门口的棍子拿开，在庭院中间和大门口烧点纸钱，此时要将没烧完的香放入火中。在赶往送家堂的地点的路上如果走到桥，还要取一部分纸钱在桥头焚烧，以敬谢桥神。

送家堂时，一些地方有画圈区分祖先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尽管大家供养的祖先都是相同的人，但并不会把祖先牌位区分开来。各家只是面朝南方（也有朝北的），把夹有祖先牌位的纸钱排成统一的一行，然后把香散开放在纸钱上。

在安放纸钱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放鞭炮了，不管供养与否，各家各户都会拿一挂鞭炮，所以鞭炮会放很长时间。再加上新兴的各式烟花，尽管是在白天，但送家堂的时候还是相当热闹的。

族人们点燃纸钱，找几根树枝翻动，使之更好燃烧。在旧观念中，如果燃烧中纸钱的灰烬能够呈螺旋状上升，则表明祖先真得升天了（一说表明祖先很高兴）。纸钱烧尽之后，再把带来的小桶里的水，围绕着灰烬倒一圈。最后全族人面朝南（北）方磕三个头就可以了。

其中，新泰有的地方在送家堂时，他们不仅会装一小桶水，而且还会往水里撒一把麸子。等送家堂时最后再把掺有麸子的水倒在西南方向，称之为“饮（yìn）马”。

因为人们认为除夕下午请家堂的时候亲人们是骑马从西南方向到家里的，送家堂的时候也是要骑着马向西南方向走。所以此时要用麸子和水喂饱祖先的马。但是今年送家堂时，我也见有人在饮马水里加的不是麸子而是芫荽一样的绿叶子。猜想大概是为图个肃静，又或是为了让祖先的马饮水时顺便吃点绿草，但不管怎样，其本质上都该是为了图个太平喜庆，于是也便不再求全责备了。

我们新泰一直有“三六九，往外走”的说法，初二送完家堂，从初三开始就是走亲戚的日子了。初三是固定的出嫁女儿偕同女婿、孩子回娘家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日子。此外，年初三开始就可以从水井里打水了，之前是不允许的。抽水前和走亲戚出家门前都要点一挂爆仗听听响。

事实上，“走亲戚”的习惯，从年前的农历腊月二十号左右就有开始了的。但严格地讲，新泰人一般都是集中在年后走亲戚，就我本家的传统而言，年前就要开始走亲戚，年后多是亲戚们来我家，这是年年形成惯例了的，或许与大的风俗环境不同，但假使随意小作变更，那些等待我们年前去拜访的亲戚们也会不太适应。就这一点而言，也使我感觉到民俗这一文化存在是很受个人主观行为影响的。

按照传统，我们拜访的一般是都是姑姑和舅舅这类亲戚。我们这里有句俗语颇有意思：“姑舅亲，辈辈亲；姨娘亲，不算亲。”所谓“姑舅亲”自然就是指本家和自己的姑姑或舅舅家的关系，而“姨娘亲”则是指本家和姨母家的关系。我很不明白这句俗语为什么要通过贬低自己与姨母家的关系来彰显姑舅家的深情，但无论是否是在自家的姨姨面前说起这话，大家也都是一笑了之，顺带着也总会捎带出另外一句与之相反的俗语来增添笑料。那句便是“臭姑父，烂妗子。”这句则足可以颠覆姑父和舅母的地位，从而也可使姨母一家感到心理平衡了。

但不管话怎么说，亲戚之间的深情向来都不是挂在嘴上的。单说走亲戚的时候，就一般都不会空着手，多少的总是要带着些礼品的。其实这一点也并非单是新年的讲究，由于“礼尚往来”的传统观念，平时走亲戚，乃至是出嫁女儿回娘家也总是会带点礼品的。现在的交通发达、信息交流密切，一年当中随时去亲戚家串门也已是寻常事，但年前年后这几天的拜访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仪式感。

新年期间，要到谁家都是会提前一天通知到，好让对方提前有所准备，然后自己最晚在当天十一点之前到达。主人一般会根据客人的身份提前找好几个陪客。等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要准备入席就餐了。这里还涉及到传统的餐桌礼仪，特别是在农村，怎么根据长幼尊卑安排座次，如何劝酒、敬酒（方言中还有“宣酒”一说，类似于敬酒）都有固定的流程。

要走亲戚的一般都会从年前就开始排日子，一般都会在农历正月初十之前走完，因为大家认为初十过后再走亲戚就显得怠慢对方了。事实上，过年走亲戚同样是一种繁琐的人情交换，虽说是至高无上的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总归是要讲求礼尚往来，谁来过我家做客，然后过几天我也要去他们家做客。我个人觉得，或许这正是《诗经》中说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亲情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礼节往来中才得以体现，正可谓“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而到了农历正月初七日和十三日，特别讲究的人一般都会出门走亲戚。因为，初七日在我们这里被称作是“人气日”[音]，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老天爷在正月初七造出了人，所以说初七日这天是人的生日，这很类似于西方关于上帝造人的说法。但是我们地区的人气日还有正月的十七日和二十七日，其中正月初七的时候，村里还要专门举行祭祀活动。大致是在比较宽敞的街道或者是在十字路口摆上一个桌子，在桌子后面放上一对椅子，跟供养家堂似的摆上贡品，还要用附近邻居各家拿来的元宝在桌子前围成一个大的花状纸钱堆。烧烧纸钱，“原委原委”。

至于农历正月十三，则被我们称为是“杨公祭”，普遍认为是不吉利的一天。关于这一天的来历说法有很多，但是我们这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从前一个姓杨的老人有十三个儿子，他对人说自己即便是一个月里死一个儿子，一年才十二个月，最后也还会剩下一个儿子。但没想到当年刚好闰一个月，从农历正月十三开始他的儿子就每一个月都死一个，最后所有的儿子都死掉了。此后杨公就会在每个月里诸如正月十三这样的日子里祭奠儿子。因此大家都格外忌讳每月的那一天，认为诸事不宜。但是我们一般只是认为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杨公祭，其他月里则表现得不是很明显。

本家差不多走完了所有亲戚，而且又大概不会有客人来自己家的时候，数算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节候，辛劳的农民们又要开始盘算地里的庄稼了。村民们一般会选择在这段时间里“出粪”。写作“出粪”还是写作“除粪”没有人会深究这个，但我比较倾向前者。

在介绍这项活动之前，我想先大致介绍一下新泰农村的一般房屋规制。新泰的农村院落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但又与之大有不同。不管道路如何偏向，新泰的房子尽皆是坐正北朝正南，各家各户彼此尽可能整齐排列，显得较为鳞次栉比。但若是某家的房子的墙正好相对于上一户人家在街道上突出了一块，或是房子正好位于道路的延伸线上，这是人们所认为不吉利的，大家叫这种状况为“冲路”。若是道路的延伸线正好冲着自家房子的“山墙”（堂屋的东西两面墙。因为房子旧时都有屋脊，两面墙形状像山，因以为名。），则是更大的不吉利。为了避免厄运的发生，人们一般会去泰山买一块泰山石碑，并刻上“泰山石敢当”几个字，镶嵌在冲路的墙面上，以祈求泰山神“石敢当”的庇佑。这应当是我们大泰安人的骄傲，泰安者，寓意国泰民安，而泰山石敢当则更是早已被当作了镇宅免灾的万灵神。但是冲路毕竟是不好的说法，因此人们在建房子的时候也总是会彼此商议，尽量让院墙前后对齐。如果缩进太多，就有可能让别人的房子冲路，其实也就是在害别人，这是人们所不取的。

除了为了方便做生意的，自家院子的门或朝南或朝东或朝西，也一定是没有朝北的。不论多穷的人家，进门正北也一定有间堂屋，而至于是否有左右两边的东、西二屋以及南面用于烧火做饭的南屋则要看主人的经济条件和规划建设。除此之外，每家每户还必有的一间屋子，在我们口语中叫作“栏”。栏这间屋子虽然说是屋子，但又与其他屋子不一样，它总是被建设成一半有屋顶一半露天的样子，地面也只是有一半用水泥抹平，另一半则会是粪便池，而且大多与厕所相连或者就是被当作厕所来用。我们新泰人一般都会在家里养点鸡、鸭、鹅、羊、猪等家禽和家畜，它们就住在这间叫作“栏”的屋子里。这要比家里看门狗的待遇好很多，狗也只能是住在一个简易的狗窝或是废旧的瓮里。

等到出粪的时候，仍然要放一挂鞭炮，然后将栏里的人畜粪便铲出来运到田地里。有些人家栏的墙外就是街道，于是他们在建设房屋的时候就会在靠近道路一侧的墙上留一个方形的洞，以方便出粪。为了防盗，那个洞平时也都是要用砖瓦砌住的。如果是堆积了多年不曾出粪，出一次粪要将自家的栏挖很深。然后农民们在将粪运到地里的时候，还会运一点黄土回来垫在自家的栏里，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运来的黄土也要变成肥沃的肥料。事实上，丰收也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土壤搬运中。

我们当地人一般认为元宵节是传统意义上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都是认为过了正月十五才是真正过完了年。

我们这里的元宵节没有猜灯谜、耍龙灯之类的活动，只是要吃汤圆，意求团团圆圆。至于怎么个吃法，全凭个人爱好，炸了、煮着都是可以的。此外，正月十五晚上的烟花也会格外多。

到了傍晚时分，我们这里也是要请家堂的，意思是适逢十五，天上是满月，地上人团圆，请老人们回家看花灯。其中请家堂的步骤和除夕时是一样的，只是供奉的菜品并不必要像除夕那样丰盛，一般都是简单地准备三盘水果就可以了。

到了晚上，就要开始在自家的每个门口两边放两个灯。在家堂桌子上也要放上三个。如果附近有公路、桥梁、庙或者是石碾等等的，还要在那里点上灯，并焚烧若干纸钱。

我们这里元宵节晚上点的灯早些年一般都是用萝卜挖的，叫作“萝卜灯”。就是把一根萝卜切成圆柱形，在中间挖一洞，插上一根缠有棉花的茅草秆，倒满花生油（不要没过棉花穗）就可以了。现在一般贪图省事，大都是买几根红蜡烛。当然现在集市上也有制作好了的萝卜灯的，但灯油一般也是蜡。

除了萝卜灯之外，受泰安中心地区的影响，新泰西部的羊流镇、果都镇一片还有制作“面灯”的传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鸭子灯”，即用面捏成鸭子形状和灯座，剩余的做法与萝卜灯相同。然而新泰东部城区一带则没有这种做法，我所生活的汶南镇也没有这项手艺。据了解，泰安中心地区有元宵节晚上上坟的传统，会在坟前点面灯（没有鸭子形状装饰的面灯），家里以安放面灯为主，萝卜灯一般只放在诸如厕所门口等非正式的地方（其中也有图方便只使用蜡烛的），而我们新泰（尤指汶南一带）则没有这样严格的讲究。因而大概可知，新泰中西部的点面灯习俗应是受泰安中心地区的影响。

新泰有些地方还有“十五的时候拿灯照一下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的说法，据说是可以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照明”（大概是取“耳聪目明”之意），未来一年会更好用。但这只是少数人的说法，权当作是一种美好的祈愿了。

但另一句关于元宵节的农谚则是无懈可击的，这便是：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我曾有一年细心注意过，非常正确，中国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晚上，等点上的灯油将近燃尽，照例要煮上一锅水饺，捞出一碗（数量是单数）端到家堂桌子上，随后浇奠几下，接着就是送家堂。只是此时的送家堂不必再像年初二那样到约定的地方去送，只需要自己在家里烧烧纸“原委原委”就可以了。

到这儿，新年就算是过完了，由于制度要求，部分行业的人或许正月十五之前就已经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各自的工作。但是新泰地区广大的农民则会一定要等“过完了年”，才会背起锄头，扛起镢，来到田间地头，开始自己新一年的农事劳作。他们照例会在走出家门时候，点上一挂鞭炮。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忙碌的一年才正式开始……

我很遗憾，很多东西都没有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来，对于新年中的很多讲究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知之甚少。由于现在早已不是封建社会，再加上人们思想的大大解放，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原封不动地根据旧有的规矩进行这一系列的新年活动了，当代的新年习俗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最传统、最正确的新年风俗。

再者，由于目前明确知道这些传统风俗的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传承也是口耳相传，很多都是用方言表达的，我只能在带有极大的偏差的情况下大致记录其中的发音。至于其中的语音来源，我虽然觉得必有出处，但受限于才学之浅陋与视野之狭窄，着实无处查究。

此外，我始终认为，浓浓的年味正渗透在那些看起来繁琐杂乱的习俗操作里，而各地原汁原味的传统年俗又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各地人民独有的灵魂归宿，不抛弃文化传统也才能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最后，我谨在此向古今中外不断传承、发展和展示各地民俗的人们，向过去有意教导过我诸多习俗、礼仪而今相继离世的前辈们，向所有一直致力于传统民俗研究的人们表示敬意！

初作于年2月

年2月再次增补、校正

原稿：梁学成审稿：枭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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