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水运报」
□刘永加
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时代，水运因其便利和成本低廉，而成为当时运输最佳的选择，所以整治疏通运道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工程。明代整治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驼峰航道”就是典型的代表。
“水脊”制造的“驼峰航道”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由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和元代开凿的济州河、会通河连接而成，北连京冀，南通江浙。元代时开凿的京杭运河，因黄河泛滥淤积，济宁以北90里的南旺地面升高，成为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制高点，号称大运河“水脊”。据史料记载，当时南旺段所处地理位置海拔38米，比北边的临清高出约30米，比南边江苏徐州运河段高出近40米，形成大运河的制高点和分水岭，犹如骆驼的峰背，使得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驼峰航道”。对于整个运河的水位控制增加了难度，这也是元代改海运废止漕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洪武二十四年（年），黄河在河南省原武县黑阳山决口，漫过东平湖，造成运河大部分淤塞，济宁至临清段船不能通行。明成祖即位后迁都北京，其一切供应全部仰仗东南，决心恢复元代运河。
治水先治“脊”，千里大运河中，地势高的济宁一直是治理的重点。为了解决大运河水源保证通航，明朝廷开始兴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该工程由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石拨、节制闸共同组成。
戴村坝堪称北方都江堰
明永乐九年（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左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疏浚会通河。这次工程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恢复了元代济宁的分水枢纽。重开会通河宣告完成后，此时正是涨水期，然而南旺以北河段水量仍明显不足，无法通行重载漕船。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仍然无法通航，这让明成祖朱棣大为不爽。作为工程的总指挥宋礼更是忧心忡忡，他为了找到“栓塞”原因，他深入当地乡村访查，终于请到汶上县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白英（-），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以耕稼为业，精通地理水势。白英见到宋礼后，感觉到了他治水的急切和真诚的态度，就根据自己十多年观察的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多个县州的地形水势的经验，提出历史上著名的“白英策”。
宋礼听后茅塞顿开，立即特聘白英为技术顾问，组织实施整治“驼峰航道”工程。当时白英年近半百，但精力充沛，亲自规划指挥工程施工。他在大汶河上修建了南岸依松山角，北五里与龙山对峙的戴村土坝作为溢洪道，以备分泄，从大清河入海。每年在漕运旺季时，用大板做一河坝，封闭此入口，就可以让大汶河水全部出南旺。这样一来，就改济宁分水为南旺分水，设立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调节南北分水量，戴村坝拦截汶河水进入小汶河西行进入大运河，通过分水石拨使水七分向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向南流，进入黄、淮。因此，民间流传着“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说法。
明弘治十七年（年），也曾对戴村坝再次维修。明万历元年（年），侍郎万恭在坎河口垒石为滩。明万历十七年（年），总河潘季驯又拆除石滩，改筑石坝。明万历二十一年（年），水大发，尚书舒应龙又于河口之下开泄水渠，为防冲刷，又在两旁修筑了石堰。使这个戴村坝附近的济运工程更加完善，被誉为“北方都江堰”。
小汶河引汶水济运
小汶河位于山东济宁汶上县北部边境，从琵琶山至戴村坝流经汶上边境段长15公里，为汶上、东平两县之自然分界线，自戴村坝分流为二、一支西流入东平县境大清河注入东平湖，一支南流蜿蜒65公里，注入京杭运河。
小汶河原为汶河上的一条溜道口，属于汶河分道南流后的下游一段。据文献记载，古汶水（即大汶河）是山东省中部的一条大型天然河道。它由泰山、蒙山之间诸水汇集而成，经大河口等地至东平的安民亭南入济水。因其流域面积大，集水速度快，加之堤防残缺不全和长期失修，所以在历史上下游不断出现洪水漫溢决口，出现多股分流状况。这些分流的水道，历史上称作溜道。
对于汶水溜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汶水自桃乡四分，当其派别之处谓之四汶口。”这里明确指出了汶水经常分流的地理位置、分流情况，书中提到的桃乡即汶上县北部陶城附近（属军屯乡），这里正是汶水大转弯处，易于冲刷和决口，形成了著名的溜道口，即四汶口，如今的四汶集其村名即由此而得。
明永乐九年（年），宋礼在重浚会通河的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纳了汶上县白英的建议。据《行水金鉴》记载∶“于坎河西筑戴村坝，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主流尽出于汶上城北，受泺澢诸泉，谓之鲁沟，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湾泊水谓之草桥河，又西南流十五里谓之白马河，又西流二十里谓之鹅河，又西南流十五里谓之黑马沟，又西南自南旺入漕。”当时所开挖的这条小汶河，就是按照寻走高地，沿用旧沟（即汶河溜道）而开成的。
由于新开小汶河入口处无闸控制，进水量多少不一，每年汛期洪水暴涨，夹带大量泥沙左冲右突，使河床提高，堤岸决口，造成河槽弯弯曲曲，宽窄不一。
明万历十四年（年），在小汶河右岸常决口处的何家口村南筑土坝，并在坝后开挖了一分水支流——王家河。通过新开挖的王家河分泄汶河洪水。明万历十七年（年），潘季驯主持大修运河时，将何家口土坝改造成石坝，始称何家坝，坝高3米，长60米。当伏秋水大时，小汶河水漫过何家坝泄入王家河。河下分两支，一由开河闸下刘老口，一由袁口闸下石头口提前济运，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洪水决口为患的问题。
小汶河两岸有多处调节水量的出口，北至胡城渡口，南至南旺分水口，西岸有草桥土坝、王延口、徐建口、王士宣口泄入马踏湖；东岸则有冯家口、邢家口、田家口，泄入蜀山湖蓄水济运。小汶河在引汶补充运河水量、扩大漕运量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建设节制闸调控水源
由于宋礼主持修建的南旺分水口尚不完善，没有控制，造成分水处南北分流。直到明成化十七年（年）杨恭才开始在此建南北闸，用闸节制南北分流的水量。南闸叫柳林闸，在分水口南面5里。北闸叫十里闸，在分水口北面5里。有了闸的控制，不仅可以调节闸池内的水位，便于漕船通过“驼峰航道”；还可以控制水量，避免造成水源浪费。
关于当时会通河上闸的数量，《明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府，至济宁州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达于淮，而河则其西北流也。由开河至东昌府入临清县，计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役军夫三十万，用工十旬，蠲租税百一十万两千五百有奇。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里，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用，舟行便之。”
这是宋礼初开运河时的规模，元代自天井闸至临清有十六闸，宋礼置十五闸，并完全按照元代情况复修。据《明史·宋礼传》记载∶“南旺地势高沃，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因相地置闸，以时蓄泄。自分水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这是后来的情况。在《明史·河渠志》中说自南旺分水北至临清置闸二十一，向南至镇口置闸二十七，共四十八座，这是更后的情况。宋礼后，陈瑄管理漕河“自淮至临清相水势高下建闸四十有七”。陈瑄卒于明宣德八年（年）。明宣德及以前，淮北除滨淮之新庄闸外，至沽头（沛县东南）别无闸，而沽头至临清，在陈瑄时闸已增至40余座。可见当时对于水闸的使用已经很普及，自然对京师漕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沿湖设水柜便于水源补给
宋礼巧用白英之策，引汶济运，在南旺分水成功。但是如何做到常年的水源的补给，首先是他们将已废除年的古大野泽重新利用。大野泽是古代十大天然湖泊之一，在巨野东5里，南北里，东西余里，后受黄河淤垫逐渐变为陆地，仅在梁山泊附近形成水面，到了元代，仅剩下几块分散积水的洼地。把这些洼地形成的湖泊作为济运的水柜十分便利。
在设置沿湖水柜中，南旺湖的作用至关重要。明嘉靖时河道都御史王廷在《修复南旺湖奏略》中说∶“宋礼、陈瑄经营河漕已成，乃建议请设水柜，以济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东平曰安山湖，在济宁曰马场湖，在沛县曰昭阳湖，名为四水柜。水柜，即湖也，非湖之外别有水柜也。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各建闸坝，以时启闭。”对于沿湖设置水柜的重要性，王廷都做过调查，所以他考虑的比较全面，他说：“漕河所资泰山诸泉，自新泰、莱芜等县经过汶上，故曰汶河，虽以河名，而实诸泉之委汇也。然诸泉之水，浚则流，不浚则伏；雨则盛，不雨则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则水势益少，非有闸座以时蓄泄，则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级（位于阳谷县，为闸名）之间，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船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济牵挽，即进鲜船只，亦不能依限入京关，故宋礼诸臣议设水柜者，诚有见于此耳。”王廷的意思是，汶河水源来自上游诸泉，受降雨影响甚大，调节汶河之水入运河的办法是修水柜。王廷又认为设置湖柜，不仅有利于漕运，而且对人民群众有利：“泰山以西地渐洼下，每年夏秋水发，俱奔此山中。宋末嘉祥、巨野、曹、濮、寿张之间逐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乱。今东平去梁山不远，而水即入湖，湖外皆纳粮民田地，若堤防稍废，则水将蔓延淹没，而嘉祥、巨野，曹、濮、寿张之间，又成巨浸矣。”这里是说用安山湖蓄水，保护好堤防，可减少洪涝灾害，确保良田收成。
王廷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重视，予以采纳，明代利用水柜济运，在运河两岸设置斗门，即减水闸，当运河水大时开启斗门，使河水进入水柜中；当河水不足时，则放水柜之水用来补充，酌盈剂虚，各得其宜。
南旺分水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之一，其科学性和技巧性可与中国古代的灵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有效地解决了京杭运河山东济宁段“驼峰航道”的问题，保证了南粮漕运入京的顺利进行。明永乐十三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达到鼎盛，万樯粮艘连帆直上，京都所需南方粮米由过去的40万担升至万石，后达万石，皆取道于此运达，稳固了明朝政权。
清代康熙皇帝参观过南旺分水口后褒奖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县分水口，观遏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全之妙。”正因为如此，从皇帝到民间，都对白英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把白英奉为“永济神”。在南旺陆续修建了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颇为壮观的建筑群，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为该建筑群留诗赋词。民国初年，美国水利专家方维看到后，也曾赞叹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被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之结果者，令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