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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原文记载是：“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意思是杞国有个人担心天地塌陷，会死在这里，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杞人忧天”用来比喻不必要或无根据的忧虑。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列子·天瑞》篇中记述了一个天问式的寓言故事：古代杞国有个人天天担心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存身，便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另外又有个人为这个杞国人的忧愁而忧愁，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空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那人说：“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
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
那人又说：“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开导他的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地会陷下去呢？”
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杞国人才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很高兴。
这则《杞人忧天》的故事，不仅让人们记住了那个善于“每事问”，善于思考的杞人形象，也让春秋时那个小小的杞国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有趣话题。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杞国在周朝时代本来是在河南省的杞县，也就是古代的雍丘，但却屡次迁都于鲁东北、淳于、缘陵等地。然而，后来的人们却很难再从出土文物中发现杞国的影踪，在河南省境内也从未出土过杞国的文化遗存。
杞国成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直到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这个好象从历史的迷雾中永远消失了的杞国才渐渐露出自己的端倪。这个时期，山东新泰突然集中出土了九件杞国青铜器，计有杞伯鼎二件，杞伯簋四件，杞伯盆、壶、匜各一件，而且件件都有铭文。杞国青铜器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在世人面前，立刻引起了考古界、学术界的极大震撼。因为当时全国出土的与杞国有关的文物总共才十一件，而且都在山东。这让人们不得不对新泰在杞国东迁的历史刮目相看，人们对杞国和杞文化研究的目光一下子都投向了山东，投向了新泰。
杞伯器（鼎）及铭文
清代著名学者许瀚在对新泰境内出土的一批杞国的文物，反复研究后认为：新泰全境在春秋时是哪国的地域，当初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今天古代杞国的青铜器物从这里一并出土，足以证明汉代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杞国东迁于鲁国东北地域，就是今天的新泰，并认为新泰一带也就是杞国故都的所在地。
年10月，在新泰市政府门东路边发现了一座商周墓葬，出土文物15件，其中青铜器8件，4件铸有铭文。上世纪末，又在市区北部的周家庄一带，先后出土了“淳于左造戈”和“淳于公之御戈”以及“淳于杨”、“淳于云”铜印，专家鉴定“淳于戈”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文物。在出土淳于戈墓附近的另一大墓出土了大型青铜龙纹铺首和车马件，制作精美，绝非当时一般百姓所能拥有的。春秋时，杞国曾迁都淳于。上述淳于器物在新泰出土，说明杞国迁淳于不可能是其他地方，只能是今天的新泰市。
年l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与新泰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在新泰召开了“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得出结论：最晚到春秋时，杞国因不能承受周边大国及淮河流域蛮夷势力的侵扰就从河南省杞县迁都于现在的山东新泰一带，新泰作为两干多年前的杞国古都的地位有据可查。春秋时期杞国虽曾一度有所变动，但一直到被楚所灭，都城也在新泰。
年4月，新泰市区北郊周家庄施工工地又发现了春秋战国古墓3座，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余件，带有铭文的戈矛若干件，其它彝器一大宗，其中有一只竹节戈，为历史罕见。此地与出土带有“淳于”铭文器物的大墓相距不足米。年3月至5月，文物部门又在以上墓群正式发掘春秋战国墓葬78座，出土文物两千余件。新泰市区及周边先后出土数批春秋战国时期器物，特别是大批杞器的出土，成为杞国曾经定都新泰的直接佐证。
杞国自夏代受封，至楚惠王四十四年被楚国所灭，断断续续绵延1余年，迁都新泰建国先后有余年的历史，国都就在现在的新泰老城区附近。虽在齐、鲁、莒大等国的挤压、袭扰下时时迁徙、东奔西走，甚至有时不得不移居他国避难，但杞国采取了依靠强大的齐国庇护、与晋国联姻、外交斡旋、保疆图存等措施，又不断收复失地，还都新泰。
杞国虽小，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意识，顺应自然、适者生存的文化心态都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所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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